美国汉学家比尔·波特：翻译古诗是译者与诗人共同完成一支舞

来源：汉学佳微信公众号

从寒山、柳宗元、韦应物，到辛弃疾、李清照、苏东坡，数十年来，美国汉学家、翻译家比尔·波特（Bill Porter），笔名赤松（Red Pine），不断走进中国古代诗人的文字与人生。

在不少中国读者眼中，比尔·波特是一位“隐士寻访者”，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译介者。可他更愿意把自己称为一位“舞伴”。

“真正的翻译，就像跳舞。”在一部纪录片中，比尔·波特这样说道。在他看来，翻译是译者与诗人共同完成一支舞。这个比喻贯穿了他40余年的翻译实践。为什么翻译是共舞？一位现代译者又为什么要等待与一位古代诗人的“缘分”？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能够不断跨越语言与文明，获得新的读者？

问：你曾说过，翻译就像与古代诗人共舞，“跳舞”与“翻译”之间的共通之处是什么？

比尔·波特：语言彼此并不相像，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。这些世界观是一群人在漫长岁月里逐渐发展出来的，用以理解和谈论他们所看见的世界。当一个像我这样的人——好比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——想把“地球人”，也就是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，转述给“我的星球”上的人，我必须先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事物的。

所以翻译的从来不只是文字本身，文字只是告诉你“这里有些什么”，却不会直接告诉你“那是什么”，尤其是诗歌，因为诗本身就是在用语言去超越语言。诗歌不要求你只盯着文字本身，而是希望你去感受文字。

大约2000年前，汉代经学著作《毛诗序》中对诗的定义是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——心里所专注的，是“志”；把这份专注与真心诉诸言语，就成了诗。所以诗是心的语言，这是中国人对诗本质的理解。

翻译，就是要去抵达一个人的心。如果用跳舞来做比喻，大多数人以为翻译是把我的“英语脚”踩在中文舞伴的脚背上，跟着对方的步子走，这是字面上最“准确”的做法，但是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舞伴，这样的舞蹈也并不打动人心。我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舞者，去和原作者的中文舞步配合，完成一支舞。

诗歌翻译对我来说，就像一种表演艺术。我在身体里、在对这个共舞之人的感知中，去感受他的舞步和节奏。

问：在学术生涯中，你选择与哪些诗人“共舞”，标准是什么？

比尔·波特：是缘分。我不会随便翻译一个诗人，必须先有缘分，有一种想和他一起跳舞的感觉，才会开始。

当然，仅有缘分还远远不够。我需要花大量时间研究诗人的生平，了解他写下某首诗时的年龄，是在求学，还是正在做官，抑或已经被贬谪……背景越清楚，我就越能理解诗作背后的声音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还会去他写诗的地方，看看那里的山、那里的河，以及天空是什么样子，这样翻译的时候，我才能想象自己也站在那里。

柳宗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留存下来的诗几乎全部写于长达15年的贬谪岁月中，在长安写下的不过寥寥几首。让我惊讶的是，他的诗让我想起白居易——同样承受着痛苦，却从不刻意渲染，只是轻轻点出一句，你便知道他也一直在忍受。我完全同意苏东坡的判断：李白、杜甫之后，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就是韦应物和柳宗元。某种意义上，也许正是流放经历塑造了柳宗元的诗。

其实，我很早就“遇见”了柳宗元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台湾买过一本柳宗元诗集，它在我的书架上放了30多年。我时常把它拿下来翻一翻，也一直觉得自己迟早会翻译这些诗，但始终读不进去。直到十几年前，我又在台北的三民书局找到一本很好的注本，把柳宗元的诗、语言以及背景解释得非常透彻，我才终于开始翻译。

这也是我翻译古典诗歌时最大的限制，我的中文并没有好到可以拿起任意一位诗人的作品就直接翻译，我需要别人帮助我理解文字背后的典故、历史和语境。但把这些诗翻译成英文，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工作，也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最快乐的部分。

问：你曾说，不同诗人有不同的舞步。在你眼中，他们的不同体现在哪里？

比尔·波特：是的，非常不同。例如，李白是一位狂野的舞者，他的诗需要译者作出更有力量、更富变化的回应。韦应物则非常含蓄，不事张扬，是一位很美的舞者。面对不同的诗人，译者也要寻找不同的节奏。

如果今晚我要和苏东坡一起“跳舞”，我就不能继续用平时说话的方式去说英语。我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，一种能够与苏东坡相互回应、彼此配合的声音。但与此同时，我又不能变成苏东坡，我仍然必须是我自己。这其中始终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，这正是翻译最神秘的地方。

每一位诗人，在我眼中都有不同的气质。

与苏东坡“共舞”更像与朋友一起起舞。读他的诗，会感觉他就在身边，与我娓娓而谈。作诗于他来说是心有所感，便自然落于笔端。

辛弃疾则更像一位艺术家，他的诗更“作品化”，更讲究形式，你会感觉他在表演，是一种艺术行为，而不是单纯的倾诉。有意思的是，辛弃疾的诗里很少见到那种明显的心碎，更多的是纯粹的美。

这些人与李清照的舞步又不一样。这位女子很早就展现出惊人的才华，15岁写下的诗已经非常出色，晚年的作品也同样精彩。但真正打动我的，是她人生经历带来的变化。尤其离开汴京以后，她留下来的诗并不多，很多作品都与离散、漂泊和失去有关。那段时间，诗成了她表达内心的方式，她的句法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，常常打破正常的行文顺序。

与不同的诗人“共舞”时，我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，不能简单地、按部就班地去翻译。

问：你说翻译没有完美可言，那你是如何一遍遍打磨一首译诗的？

比尔·波特：没有所谓完美的一支舞，也没有所谓完美的一次翻译。每译完一首诗，我都会反复修改。今天看这样译很好，明天再看也许又会找到更好的译法。过几天再读，又可能会改成另外一种表达。

我认为译文会一直变化是因为我对诗的理解不断变化。有时候，我会“踩错了步子”；有时候，我终于成了一位配得上诗人的舞伴。

所以，我不会去追求所谓“最终版本”，因为对我来说这不存在。重要的是每一次新的翻译有没有更切实保留住诗歌的生命力，能不能让另一种语言里的读者感受到它原本的节奏和力量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使用“赤松”（Red Pine）这个笔名。我认为，翻译并不是可以很快完成的事情。当你愿意不断阅读、修改并保持开放，总会有某种力量来到你的身边，帮助你完成最后那一步。

问：你长期沉浸于古典诗歌的翻译里，这对你理解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助益？

比尔·波特：这些诗人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部分，但更吸引我的是他们不断超越了中国文化本身。

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为建构出来的看世界的方法。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，会共同形成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什么应该这样理解，什么应该那样理解。文化因此会形成自己的边界，也天然带有局限。

然而伟大的诗人、艺术家恰恰不会停留在这些边界之内。他们不断把文化向外推，让它变得更宽广、更自由，也更具有超越性。他们并非在思考“我要代表中国文化”，而在用创作持续拓展中国文化能够抵达的地方。

所以，对我来说，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，不仅仅在于它拥有这些伟大的诗人，更在于它始终能够借由他们不断超越自身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古典诗歌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跨越语言、跨越时代、跨越文明，与不同文化中的读者产生共鸣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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